《福建日报》（2018年5月8日第1版）记者：林永龙  程枝文

    今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南繁基地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把南繁基地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南繁，是指为了充分利用秋冬季节海南岛的光温条件，在秋冬季节到海南岛，从事农作物的新材料创制、新品种培育、种子生产和种质鉴定等活动。自1956年冬，辽宁省专家抵达三亚开始选育水稻玉米良种，揭开了中国农业南繁序幕。60多年来，南繁基地迎来送往着一批又一批的育种“候鸟”。

　　如今，全国29个省（市、区）600余家科研机构、企业，6000多位专家扎根海南，弘扬“崇尚科学、求实创新、不畏艰辛、无私奉献”的南繁精神，每年南繁育种约8-13万亩。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培育500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80%都经过了南繁育种。

　　每年4月中旬，是南繁育种最繁忙时节，记者来到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福建省南繁育种基地，聆听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的故事，一线体验他们工作的艰辛。

记者在采访中科院院士谢华安

　  开拓，向育种强省跨越

　　16日，三亚市藤桥镇。凌晨5时许，晨曦微露，东方既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专家们陆续出门，到福建南繁育种试验田观察。

　　杂交水稻，是指选用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生产具有杂种优势的杂交种，用于生产。培育一个水稻良种，要筛选数千个杂交组合，历经8-10年。每年11月至翌年4月，福建气温低，到海南岛做一季试验，开展穿梭育种，一年可以当作两年用，提高试验效率和育种进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科委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杂交水稻育种协作攻关。1971年冬，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开始在海南开展杂交水稻育种研究。次年，31岁的谢华安带队奔赴海南。此后的每年12月份到第二年5月份，他都会带领他的育种团队，来到南繁育种基地。46年来，谢华安院士团队像“候鸟”一样日夜奔波，或在稻田中，或在实验室里，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与推广殚精竭虑。

　　1980年，因为稻瘟病抗性不强，全国杂交稻的种植面积呈现直线下降。生死存亡关头，谢华安用自己团队培育的“明恢63”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省农业科学院颜龙安研究员于1971年育成的“珍汕97A”杂交，配组出最优质的“孩子”----“汕优63”。这一成果，让几乎陷入困境的中国杂交稻柳暗花明。自1986年起，“汕优63”连续16年位居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首位，累计推广近10亿亩，增产粮食700多亿公斤。

　　从此，福建彻底扭转了过去水稻品种“北靠浙江，南靠广东”供种局面，由过去育种小省向育种强省跨越。

　　“以前，从福建到三亚，最长要走10天，没有买到火车座票，只能连续站近30个小时。过琼州海峡，还要连夜通宵排队购票，遇上大风大浪，船甲板吐得没有落脚之地。”谢华安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运力低下，为了将繁育的种子运回三明地区种植，经常碰到搬运工下班、下大雨的情况，为赶上配载的火车，他们只能自己装卸搬运整卡车种子。有的同行为赶上育秧，甚至在火车上将温水浸泡的种子装入塑料袋，身穿棉衣，捂在肚皮保温，促进催芽。

　　海南育种工作任务重，条件艰苦。“特别是住宿，我七十年代住崖城城西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仓库，只有几平方米，打平铺，我与永安、明溪等县几人一起挤，与农药化肥柴油一起住，明知有毒也没办法，一住就是六个月。”谢华安说，住宿条件得到改善，是在1997年，福建省政府在海南三亚藤桥建设福建省南繁育种基地，由省农业厅组织统一管理，全省各科研院、所从事水稻研究的科研单位集体进驻，他们再也无需租住老乡家，无需自己砍柴做饭了。

一线农业科研人员在田间交流育种经验

　  接力，把敢拼会赢唱响

　　作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首席专家，59岁的郑家团研究员必须身先士卒。他得像农民一样下田劳动，甚至农民不做的事他也要做，育种过程所有环节都得亲力亲为。

　　7时许，已经在田间作业一个小时的郑家团，回到基地后简单喝了两碗早餐粥，又投入工作了。骄阳升起，他戴着草帽，随身携带铅笔、记载本、一根有刻度的竹竿，下田观察筛选水稻育种材料，随后写标签、拔穗、脱粒、装入种子袋……重复着这些简单、机械的动作，不知不觉时间已过11时，此时所有工作人员的衣服基本都已经湿透。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常态，已经习惯，说不上苦不苦了。”郑家团说，现在海南雇工越来越难了，要么雇不到，要么雇工费很高、还年年涨，田间全程自己做，还需自己整秧地、播种、插秧、耙草、打药、做杂交等等，很是辛苦。

　　对于他们来说，年过古稀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谢华安，始终坚守在农业科研与实践的前沿，就是最好的榜样。谢华安告诉记者，他很愿意做一个农业科技人员，为什么？因为他出生在农村，农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的外婆就是因为饥饿离开了人世，他从小就挨过饿，懂得饿的滋味，他的工作目的是为了大家有一碗饭吃。

　　正是老一辈所践行的“南繁”精神，时刻鼓舞下一辈勇往前行。“不能把种子的问题留给农药专家，更不能把有问题的种子推向生产一线，让农民来承担巨大的风险。”据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占志雄介绍，如今的南繁育种队伍，既有30后、40后等老专家，也有80后、90后青年人，有两院院士、有博士、硕士和退伍兵，有全国党代表、全国劳模，也有撑起天涯育种半边天的女专家。

　　对女性南繁专家来说，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不仅家中的事情没有顾及，有时因为工作苦、社交窄，连婚姻大事都顾不上。今年，福建南繁育种90多人当中女性有16人。我们说育种辛苦，主要是得亲身参与田间劳作，以及每年数千份重复枯燥的杂交试验，是一份特别不易的挑战。他们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还得考虑科研。而这是南繁育种工作者的常态。记者蹲点采访的三天中，各地南繁专家都在挑灯夜战，或继续考种，或整理试验数据、撰写科技报告。

　　在福建南繁育种基地，大门贴着一副对联“偏爱南繁勇闯千重关，不惧难烦敢行万里路”，横批“鸿鹄之志”。这大概就是“南繁人”敢闯敢试、敢于胜利的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

年轻的80后科研人员在烈日下搞杂交试验

    传承，为中国饭碗添色  

　　育种工作辛苦，以水稻尤甚。据了解，水稻抽穗扬花时间很短，却是配组杂交、孕育新品种的关键时期。然而育成良种概率只有万分之几，必须大量配制组合，才能提高选育成效。必须在水稻花期几天之内，做好成千上万个杂交配组。

    下午3时许，所有的南繁育种人员都出发了，他们顶着高温烈日烘烤，在田间一刻不歇地抢时间，选株、挖株、剪穗、套袋……直到为次日授粉的工作准备就绪，才陆续回到基地。最后一个回来的，已是18时30分。

　　一些年纪大些的老专家们说，与当初相比，南繁如今的条件已变化很大。不变的是，南繁精神、种业精神一直在传承。

　　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鹏，1983年出生，作为一名青年科技人员，2009年他研究生毕业到水稻所工作，第一次参加南繁育种，看到试验田里老专家事事亲为，比农民更辛苦，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工作9年来，一直夫妻两地分居，去年初为人父，一年见儿子的时间不到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