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建设一年成效如何
福州累计成交930宗、
金额10.29亿元
平均溢价率达8.7%
去年,福州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实施意见》及配套文件,成立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撬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的一角。
一年过去,阶段性成果如何?在9日举行的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建设现场推进会上,记者不仅感受到了新变化,还从各部门、各县(市)区与会代表身上,真切感知到迎难而上的冲劲和对未来的憧憬。
交易更加智慧
走进崭新的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大厅,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
工作人员在产权交易大数据平台前进行业务交流。记者 原浩 摄
电子屏如同跳动的心脏,数据轮番滚动,传递最新的交易信息;智慧服务区内设有多个“小屏”,浏览、报名、登记等一系列流程均在小屏幕上可见。
不仅如此,“小屏”还连着“大屏”。硕大的数字屏幕令各县(市)区参会代表眼前一亮——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市挂牌、成交宗数、流转等信息,2000多个村的实时交易数据一目了然。
当各路数据交织成网,价值不可估量。“产权交易大数据平台会清晰呈现交易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比如大家关心的溢价和排名。”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翊举例道,比如连江县诞生了全市首宗海域产权线上交易,全县成交数达到160宗,其中晓澳镇平均溢价率最高,“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海域之上,还存在着极大的拓展空间。”
空间更广的背后,离不开改革的不断深化。2023年,福州成立市级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实行“政府主导+国企主体+市场化运营”,首创“市属国企+县(市)区”合股运营模式,并构建覆盖市、县、镇、村四级联动推进的市场服务体系。
此次改革,目标是交易更公平、服务更贴心、增收路更宽。其中,“数字化”正成为福州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一张图”“一个平台”,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农村“三资”。
撬动更多资源
一直以来,农村“三资”都是块难啃的“骨头”。对各地干部来说,盘算清楚已是殚精竭虑,更别说盘活。
在长乐区古槐镇中街村,农贸市场摊位出租堪称村里的“头等大事”,关乎村集体和村民的切身利益,每次都引起极大关注。
“以往每次出租,村里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组织。”中街村“两委”干部老石说,但今年有所不同,只需打开手机,线上递材料、等待竞价结束,一个个摊位便可在眼前顺利出租。
也难怪老石会如此轻松,交易新平台不仅免除线下招标流程,吸引了更多潜在竞标人,还创下交易额新高——通过平台对外出租44个农贸市场摊位,预计每年可带来25.3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这仅是其中一例。面对浩瀚如海的农村“三资”,福州优先选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作为“小切口”,并巧妙地发展各级“线人”,以期汇聚成力,撬动更大的能量。
如今,在罗源,“交易不出村”蔚然成风。通过设立189个村级农村产权流转服务点、11个乡镇级服务站,以及县级审查核实机制,罗源建立起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让力量真正沉得下去,有效衔接市场参与主体,积极发掘潜在交易项目。
人力之上,算力进一步加码。在产权交易大数据平台界面右侧,预警信息模块暗藏玄机。“在市农业农村局指导下,我们的交易平台已对接市级‘三资’平台,全市各地合同租期、‘三资’到期信息都会提前3个月预警,每一条信息都有望促成一笔交易。”林翊说。
业内人士表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方面的探索,全省尚处于起步阶段,福州的创新难能可贵。放眼全国各地,情况不同、起点不一,哪怕跑在前的沈阳、天津、成都等地,最开始也得一村一村地“跑业务”。福州一开始就瞄准靶心、发力精准,依托灵活的机制和平台,一下子就获取到海量信息。
过程公开透明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立的关键,一头是对农村沉睡资源的有效发掘,另一头则是公开透明的阳光交易。
以往,农村的线下竞标容易引发熟人交易、权力寻租等情况,既损害了村集体利益,也破坏了市场公平。“这需要交易机构从中扮演一个中立可信第三方的角色。”林翊说。
在市农业农村局指导下,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提供了一个宽敞的公共竞价空间,向交易双方开放;平台杜绝场外交易和暗箱操作,产权转让、出租、抵押和出售等交易行为必须公开进行。
竞价过程更是记录得清清楚楚——闽侯县荆溪镇关口村菜市场露天摆摊经营权承包项目底价40万元/年,经过多轮竞价,最终成交价66万元/年,溢价率达65%,实现了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随着交易体系逐步建立,福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优化的重点也将逐步转移到交易品种的丰富和范围的延伸上。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福州,大部分交易项目仍以集体经营性资产为主,海域使用权、农村小微工程等其他交易品种占比较小。各县(市)区之间也不太平衡,交易量多则上百、少则不到十件。
“放眼全市,农村‘三资’潜力无限,前景十分广阔。”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积极引导各类涉农资产“应进场必进场”,推动福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做大做强、做活做优,全力打造农村产权交易“福州样板”“福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