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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是贯穿党的全部工作的精髓。社会管理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自然更离不开这个根本路线和工作方法。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疑为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此,我们请来三位专家,围绕这个话题作了深度阐发。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记者:当前,我们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此背景下,创新与加强社会管理,应如何界定政府的角色定位?
程湘清:从政府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党委政府角色的转变。社会建设要加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要切实实现“两个转变”:党委政府由“划桨人”变为“掌舵者”,人民群众由“旁观者”变为“真主人”,这样社会建设就把“要我建”变为“我要建”,一个积极性变为两个积极性,把“剃头挑子一头热”,变为上下合力同心建。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经过国家形式和程序把党组织的正确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变成自治行为,变成群众意愿的自觉行动。
向春玲: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政府的工作目标。这种价值取向和经济管理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都是完全符合社会管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都符合社会管理公共利益最大化。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不能再延续以往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社会性需求,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政府要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执政为民,问计于民,采取有效的措施让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去。为此,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要扮演好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
创新社会管理要有问题意识
记者:社会管理是一个老课题,同时又是一张“新试卷”。在这张新试卷上做出好成绩,就需要面对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拿出新办法、新思路。在实践中做好这张“新试卷”,需要参与主体具备一种什么条件和素质?
毛寿龙: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要把查找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所以具备问题意识很重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干部下基层也要有“问题意识”,简单地说问题意识就是善于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认问题,长于解决问题。要认真研究涉及本行业、本系统的宏观、共性问题,特别是涉及面广泛的宏观性、政策性问题,这样才能从机制和规律上找到原因和对策。就以城管打人事件为例。很多公共政策的确定、政策目标的设定以及城市管理的种种公共问题的解决,更主要还是要通过政治家来努力;城管只是执法人员,他是向法律负责。城管和群众产生的不和谐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与所执行的法律本身存在问题以及相关的监督措施没有跟上是有关系的。
向春玲:社会管理应该是一个常规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在经济管理中,比如说你去问一些老板,问一些企业家,你说你做经济管理是不是等到你生产上出事了,销售出事了,流通出事了,分配出事了,再去做经济管理?企业家不会赞同,那样的管理,只是应急管理。而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一样,也要有日常性,要在基础上、从根本上来做好这项工作。社会管理一定要从源头上做起,在社会管理工作的全过程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等到真正出事之后,等到在下一阶段,由综治委、公检法出动,那样的话就非常被动了。只要对老百姓的事情上心,就会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要政府回归服务宗旨,为人民办事,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
记者:
程湘清: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长治久安的社会。怎样防止内乱?怎样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怎样才能跳出“先兴后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一句话:要靠民主和法制。民主不仅表现为工作作风,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从国家层面讲,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基层层面讲,是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最早始于城市。后来主要形成居民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称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事实证明,在基层,只有坚持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才能有效化解矛盾,才能充分反映群众诉求,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调节机制,真正加强、促进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要构建多元化参与主体
记者:在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工作意义重大,社会组织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向春玲: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走群众路线不是说领导要挨个到成千上万老百姓那儿去,这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是通过组织这个渠道,把群众的诉求表达出来。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在此,民间社会组织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的表达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要建设有限政府,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就必须交给企业来做;凡是社会能做的,政府就必须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它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和行政组织资源管理社会宏观的公共事务;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它直接地了解社会成员的具体需求和具体利益,及时地向政府反映和表达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的意见,并通过非官方的力量动员和开发社会资源,管理社会具体的事务并从事政府无力顾及的一些公共服务。
毛寿龙: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创新,当然也是一个社会能力培养和自我发展的进程。政府要改革,但如果社会本身缺乏能力建设,很多问题又会找到政府。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政府职能下沉以后,招了很多协警,招了很多城管,包括居委会,包括社区,在这个领域也是一样。由此一来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哪些事情应该是社会做的,哪些事情应该政府做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政府承担太多的事情,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时候应该发展完善一批社会组织,把社会本身的能力培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应对精细化管理,尤其是对社会组织和政府行为的规则给予更多的关注。社会管理创新的持续性、累计性与多方面参与紧密相连,公共性越强,方方面面的参与性越强,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力度越大,这个创新越可能持久,越具有生命力。
(李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