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义：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由来与发展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由来与发展   张士义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改革发展为人民群众造福，丰富和发展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进一步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工作作风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深入到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去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是摆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大革命高潮兴起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5年10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又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把重视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思想认识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逐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1928年6月，党的六大把争取群众作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要求“耐心去做群众工作，深入群众中去发展党的政治的影响”。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中详细论述了群众基础对于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性。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指出红军应该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群众路线，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934年1月，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写道：“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成熟和完善起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943年6月，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施办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把“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视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强调：“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些论述，标志着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正式形成。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新发展

得民心者得天下。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也赢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掌权执政的历史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路同行，艰苦创业，攻坚克难，始终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对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新认识。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相继就这个问题做出过新的重要论述。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要思想，强调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要求。强调，党的三大作风的核心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绝不能以权谋私；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绝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绝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人民同甘共苦，坚决反对挥霍浪费，贪图享受。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强调“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增强忧患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勤政廉政，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更好地体现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国家政权的人民性，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前进道路上，一定要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新创造。密切联系群众，也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切实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实现群众路线的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习惯于搞政治运动向注重制度和法制建设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曾长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沿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人民群众内部所发生的各种意见分歧与矛盾，结果酿成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央即明确宣布不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并且于1980年通过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其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简称“四大”）的规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和党内也曾经发生过“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关于改革性质的争论，甚至出现过学潮和动乱，但是，党坚持不搞政治运动，力求通过制度和法制的途径解决前进路上遇到的问题。比如：党中央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侨务政策，台胞、台属政策，党外知识分子政策等，在此基础上重新阐述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又实事求是地解决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城市，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他们的劳动者身份；在农村，为440多万地主、富农摘帽，并且消除对地富家庭出身子女社会成分的歧视。这些举措，不仅使2000万当事者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压抑生活，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也使全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平等、生动活泼的局面。此外，从1979年起还基本停止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改善了党同这些社会群体的关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实现具体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从党的领导层面看，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行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明确提出党委要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明确提出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党的全部执政活动都要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人民意愿，遵守法定程序，严格接受监督；要求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针，不断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从一线部门和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来看，主要是：在经济工作中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主，由习惯于靠上级、找领导逐步转变为抓信息、找市场；在与群众打交道时更加注重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加强服务的方法；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更加注重扩大基层民主和运用法律的手段。

重视运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引导社会心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现代通信技术和多媒体在我国迅速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学习、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现代信息交流技术属于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新成果，任何政治势力都可以运用它们进行社会动员和对社会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党一方面通过法制手段加强对有关技术的运用和管理，另一方面重视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工作，营造有利于党群关系的宏观环境。如建立党建网站、网页，利用网络建立空中课堂，开通各类电话热线拓宽干群联系通道，利用手机群发技术，在必要时向群众传递党的信息等。如今，这些技术已经在党群关系建设中被广泛运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工作的新经验

新时期党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进行的新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新的经验。主要是：

坚持以人为本，谋划改革开放和制定现代化战略。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党的宗旨在执政条件下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延伸。党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制定出温饱水平、小康水平，乃至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部署。目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总体小康的发展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比30年前增长了13倍，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衣、食、住、行、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改革开放各项方针的价值标准。改革理念的人民性确定了改革的取向着力于拓展并保障劳动就业的、民主政治的、文化教育的、社会保障等人的基本权利，努力使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坚持执政为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涉及到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使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党一方面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把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作为制定改革政策的前提；另一方面注意抓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1989年7月至8月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做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以解决导致党群关系紧张的热点问题。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党中央关注过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菜篮子问题等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热点问题。进入21世纪，党又把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概括为“三最”，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群众的呼声，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对群众的关心要具体一些，现在发生的许多问题“往往是由于我们工作跟不上，没有做好工作引起的”。“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多次阐明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干部“对于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凡是能办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帮助解决”，“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从而调动起最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党对群众的关心，既表现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层面，也体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为人民分忧解困的具体工作层面。其中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成功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经济风险。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始终坚持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在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主张，就能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